《大事记年》所载吐蕃与突厥关系考 大事记年, 吐蕃, 突厥, 关系

石坚

　　前言
　　南北朝、隋唐时期，突厥、吐蕃相继兴起，他们除与中原政权及人民有过密切的联系外，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及其它原因，这两个民族之间也有过一定的交往。史书上说：“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吐蕃)始遣使者来朝，帝遣行人冯德遐下书临抚。弄赞闻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公主，乃遣使赍币求婚，帝不许”(1)，这当是突厥、吐蕃关系的早期记录(2)。以后，吐蕃向北征服吐谷浑之地，公元七世纪中叶开始进入西域，与一些不满唐朝统治的西突厥部落联合。多次攻陷唐之西域重镇及属国，史称：“其地东与松、茂、巂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图万余里，汉、魏诸戎所无也”(3)。公元七世纪末，后突厥汗国复兴后，吐蕃也多次与之通使、联合，故吐蕃历史文书及汉文史书中不乏此类记载。本文试以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为线索，联系相关的汉文史料，对唐代突厥与吐蕃的关系，作若干考实。

石坚

　一、《大事记年》第二十六、二十七条
　　第二十六条：phagi lo la bab ste／……blon btsan snyas／zhims gyi gu ran du zhang zhung gyi mkhos bgyi ste／dru gu yul du ltang yor mchis“及至猪年(高宗上元二年，乙亥，公元675年)，……大论赞聂(业)于‘欣木’之‘孤兰’,征‘象雄’之大料集。突厥(Dru gu)之境有牲畜疫疾”(4)。美籍学者张琨的《敦煌本吐蕃纪年之分析》此条译为“论赞悉若……去突厥(Dru gu)的当岳地方”(5)。大论赞聂(业)、论赞悉若为同一人。“当岳”地方于汉文史书无征；据英国学者F．W．托马斯讲，其可能为突厥边境之某处石堡(6)。
　　第二十七条：byi bavi lo la bab ste／…blon btsan snyas dru gu yul du drang ste“及至鼠年(高宗仪凤元年，丙子，公元676年)，……论赞聂领兵赴突厥(Dru gu)”。《敦煌本吐蕃纪年之分析》同条译为：“论赞悉若前往突厥(Dru gu)地方”。
　　综观两条，高宗上元二年，大论赞聂等似未入突厥之境，至多行至其边地就折回了，原因可能是闻“突厥之境有牲畜疫疾”。高宗仪凤元年，大论赞聂率兵入突厥境。《新唐书》卷三《高宗纪》仪凤二年日：“是岁，西突厥及吐蕃寇安西，诏吏部侍郎裴行俭讨之”。同书卷一○八《裴行俭传》记此事日：“仪凤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诱蕃以动安西，与吐蕃连合”。联系上引，是则大论赞聂领兵赴突厥事，似与西突厥都支等联合吐蕃攻安西有关。理由是：第一，《大事记年》与汉文史料记载此事的时间相近，前者为高宗仪凤元年，后者为二年，则汉文所记似为此事闻于唐廷的时间(7)。第二，当时东突厥政权已覆亡近半个世纪，其余众分布在河套南北，后突厥汗国尚未复起；而西突厥自公元七世纪六十年代归附唐朝后，唐朝所封的西突厥弥射、步真可汗相继死去。史称“十姓无主，附于吐蕃”(8)，吐蕃势力乘机进入西域。早在高宗龙朔二年(662年)，西突厥弓月部便“引吐蕃之众，来拒官军”(9)：麟德二年(665年)，弓月、疏勒等又“共引吐蕃之兵，以侵于阗”(10)；紧接十一年，便是上引阿史那都支等联合吐蕃攻安西之事。从当时吐蕃欲得西域、联络西突厥十姓部落的一系列活动来看，《大事记年》称大论赞聂领兵赴突厥一事，应与上引仪凤二年事有关。
　　这里略术一下仪凤二年事件的结局。
　　阿史那都支是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派到西域任匐延都督，并负责“安抚”五咄陆及咽面之众的将领，其驻地约在今中亚巴尔喀什湖以南到楚河以东一带(11)。但是弥射被无辜杀害后，西突厥五咄陆部众开始对唐朝驻西域的某些官吏不满；阿史那都支到任后，便利用这种情绪，收余众附于吐蕃。从吐蕃方面看，自七世纪六十年代进入西域后，一开始就利用了五咄陆部中一些部落的反唐情绪，与弓月部等联合，先后进攻疏勒、于阗，于咸亨元年(670年)陷龟兹拔换城，迫使唐朝一度罢安西四镇(12)。其后，唐朝联合西域各国进行反击，使吐蕃在西域的攻势有所减弱，四镇在上元(674—676年)中又复归唐朝的控制中(13)。仪凤年间，吐蕃联合阿史那都支等进攻安西，正是其试图卷土重来的表现。这次事件发生后，唐朝派吏部侍郎裴行俭等借册送波斯王子、安抚大食为名，率军在碎叶河(今楚河)附近，对阿吏那都支及李遮匐进行了突然袭击，战而俘之，平息了叛乱(14)。
　　吐蕃在仪凤中所攻击的地方，据《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说：“始，仪凤时，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镇皆没”；“疏勒，……仪凤时，吐蕃破其国”。《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在仪凤四年之前也说：“时吐蕃……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四镇，其时应为龟兹、疏勒、于阗、焉耆(15)；按其方位来说，皆在今新疆中部及以西、以南地区。史书说吐蕃“攻焉耆以西”，即使把焉耆包括在内，吐蕃在仪风中所攻击的范围也不会超出上述四镇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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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事记年》第三十七、三十八、四十条
　　第三十七条：khyivi lo la bab ste／…blon khri vbring gyis／dru gu yul du drang zhes bgyi ba las／phi dalte“及至狗年(太后垂拱二年，丙戍，公元686年)。……大论钦陵声言领兵赴突厥(Dru gu)，实延缓未行”。第三十八条：pagi lo la bab ste／…blon khri vbring gyis／dru gu gu zan yul du drang“及至猪年(太后垂拱三年，丁亥，公元687年)，大论钦陵领兵赴突厥(Dru gu)‘固城之境’”。第四十条：glang gyi lo la bab ste／blon che knri vbring dru gu yul nas slar vkhor te“及至牛年(太后永昌元年，己丑，公元689年)，……大论钦陵自突厥(Dru gu)引兵还”。《敦煌本吐蕃纪年之分析》译此三条为：“686(年)论钦陵(于中途)在突厥(Dru gu)的称为章的地方之外停留，召开夏季会议于雄纳。687(年)论钦陵前往突厥(Dru gu)的固城地方。689(年)的论钦陵由突厥(Dru gu)归来”。综合以上译文，太后垂拱二年，吐蕃大论钦陵等实未入突厥之境；惟垂拱三年，得赴突厥“固城”地方。“固城”(Gu zan)，托马斯认为或许是汉文“古城”或“五城”的译音，汉属车师后部，突厥语称“别失八里”；而张广达先生认为，Gu zan即波斯文献《世界境域志》之K．san{新唐书·地理志》于阗西二百里的“固城镇”(16)。
　　按，垂拱为武后年号(685-688年)，《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日：“垂拱三年十二月壬辰，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副之，以击吐蕃”。《旧唐书》卷七七《韦待价传》叙其事日：“(韦待价)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会战，初胜后败。又属天寒冻雪，师人多死，粮馈又不支给，乃旋师弓月，顿于高昌”。同书卷九三《唐休璟传》补充此事云：“垂拱中．迁安西副都护。会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总管、文昌右相韦侍价及副使阎温古失利，休璟收其余众．以定西土”。联系《大事记年》所载大论钦陵领兵赴突厥“固城”之事，则似与汉文史书记载垂拱中吐蕃陷焉耆等有关。
　　“弓月”，此处当作“弓月城”讲，其地在今新疆伊宁县吐鲁番圩子一带(17)。“寅识迦河”，胡三省认为：据《旧唐书·韦侍价传》，“当在弓月西南”(18)。据《汜德达轻车都尉告身》、《唐开元三年帐后柳中县高宁乡户籍残卷》，唐朝曾于垂拱二年废弃了包括疏勒在内的四镇(19)。这样，我们可以推测这一路吐蕃军是在攻陷疏勒后，然后推进到弓月地区的。关于弓月部是否参加了这次战役，虽于汉文史料无证；但作为吐蕃在西域的最早的盟友之一，弓月部在此战中参加到吐蕃一方，遂使唐军大败，应是预料中的事情。总之，吐蕃于垂拱年间在西域的攻势，如陈子昂上书所言：“……国家近废安北、拨单于，弃龟兹，放疏勒”(20)，使唐朝再一次罢四镇，当时四镇为碎叶、龟兹、于阗、疏勒。
　　最后，联系吐蕃的攻陷所及谈谈“固城”的位置。从上引史料来看，吐蕃在武后垂拱年间已攻及今新疆西南、西北大部，并已迫近唐西州之地。《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曰：
　　(长寿元年，692年)十一月一日，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克服四镇，依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鸾台侍郎狄仁杰请捐四镇，……右史崔融请不拨四镇，议日：“……至国家，太宗方事外讨，复修孝武旧迹；并南山至于葱岭，尽为府镇，烟火相望。至高宗，务在安人，命有司拨四镇。其后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而东逾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界，当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至王孝杰，而四镇复焉，今若拨之，是弃已成之功、忘长久之策”。
　　联系前面所述，崔融所言“至高宗，务在安人，命有司拨四镇”，是指永徽年间(650—655年)。唐朝一度放弃安西四镇(21)；“其后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则是指咸亨一仪风年间(670一679年)，吐蕃攻势所及；“遂长驱而东逾高昌壁”等等，则应是指垂拱年间．吐蕃举兵大入西域，唐朝再次罢安西四镇一事。看来，西州当时已为吐蕃所攻。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天授二年(691年)“西征吐蕃”不遂的岑长倩、长寿元年(692年)收复四镇的王孝杰都冠有“武威道行军总管”一事中，还可以看出之前西州危急的情况来(22)。而庭州的情况，仅从“历车师庭”一语看，还不能知(23)。如此，托马斯说大论钦陵所赴之“固城”可能为唐庭州之地，是无法确证的；相比之下，张广达先生的“固城镇”之说，因于阗属当时的四镇之一，从方位上看不误。还需补充指出的是，吐蕃在垂拱年间陷地颇多、向东推进较远，这与《大事记年》说大论钦陵垂拱三年赴突厥境、永昌元年才返回的事实是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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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事记年》第四十五、五十、五十一条
　　第四十五条：rtavi lo la／……ton ya bgo kha gan pyag vtsald“及至马年(太后延载元年，甲午，公元694年)……东叶护可汗前来致礼”。第五十条(猪年，太后圣历二年，已亥，公元699年)：ton ya bgo kha gan phyag vtsald“东叶护可汗前来致礼”。紧接第五十一条(鼠年，太后久视元年，庚子，公元700年)：ton ya bgo kha gan dru gu yul du btang“遣送东叶护可汗往突厥(Dru gu)”。《敦煌本吐蕃纪年之分析》于以上诸条只译有“700(年)赞普遣东叶护可汗前往突厥(Dru gu)”。托马斯亦说公元694和 699年，有东叶护可汗(Ton Yabgo Khagan)前来吐蕃致礼(24)。
　　按王尧先生的注释，“东叶护可汗”又作“统叶护可汗”，为西突厥射匮可汗之弟，与吐蕃王廷有联系，并结为婚姻。注释还补充说：“这里似指这一部落，不一定指可汗本人”(25)。这个说明是正确的。按，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活动于隋唐之际，其具体在位的时间为隋炀帝大业十一年至唐太宗贞观二年(615—628年)(26)，贞观二年，为其叔莫咄贺所杀。那么，此“东叶护可汗”究竟是谁呢?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日：“其明年，西突厥部立阿史那馁子为可汗，与吐蕃寇，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与战冷泉、大领谷，破之”。同书卷二一六《吐蕃传》则说：“首领勃论赞与突厥伪可汗阿史那俀子南侵，与孝杰战冷泉，败走”。《资治通鉴》卷二○五载此事于延载元年二月，所记略同。另外，《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也记此事于延载元年。关于此战中“冷泉”与“大领谷”的地理位置，顾祖禹说前者在焉耆东南，后者在西宁西境(27)。
　　阿史那馁子，据《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有“献父元庆、叔仆罗、兄俀子”等语看，其亦为唐所立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元庆之子；同传还讲到，阿史那馁子、阿史那仆罗并为吐蕃册为可汗。“冷泉”之战后，史称俀子等“败走”，联系《大事记年》延载元年有东叶护可汗至吐蕃王庭事，我们有理由推测“东叶护可汗”可能就是“败走”的是阿史那馁子或阿史那仆罗等。首先，从时间上看是相吻合的。其次，从“冷泉”所处焉耆东南的位置上看，妥子等战败后，随吐蕃首领勃论赞退由柴达木盆地以南从青海路旋至吐蕃，这也是可能的。从王尧先生说，“东叶护可汗”这里似指其部落(的人)，而不是指统叶护可汗本身的推论来看，这与阿史那俀子或仆罗的身份也是相符的。西突厥至统叶护可汗时，并铁勒，征波斯、罽宾，有兵数十万，威震西域。其后，西突厥十姓之地虽统一属唐，但其贵族亦时常反叛。而吐蕃正是靠联络这些反叛的部落来扩大其在西域的攻势的。至武后长寿年间，属于西突厥室点密一系的阿史那俀子为其众所立，并被吐蕃册封为可汗；其败后奔至吐蕃，或自以“统叶护”冠之，或吐蕃以其先世可汗之名相呼，都是可能的。
　　自垂拱(685—688年)以后，西突厥十姓部众为复起的后突厥汗国所侵逼，种落离散。唐朝所册封的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拾残部，入居内地，武后封其为“竭忠事主可汗”(28)。根据目前能见到的史料看，阿史那俀子是西突厥十姓部落所拥立的最后一名可汗了。之后，原属西突厥的突骑施部兴起，圣历中(698～700年)徙牙帐于碎叶川，十姓余众遂服属于彼。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延载元年入蕃的阿史那妥子未能很快返回西域，而在吐蕃逗留。因此，《大事记年》中才有太后圣历二年。东叶护可汗又至吐蕃王廷之事。次年，虽由吐蕃遣回，但终因形势变化，无能为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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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事记年》第七十一条
　　此条曰：sprevu lo la/btsan po dangs gyi stag tsal na bzhugs shing/vbug cor gyi pho nya pyag vtsald“及至猴年(玄宗开元八年，庚申，公元720年)，赞普驻于董之虎园，默啜(vBug cor)(可汗)之使者前来致礼”。《敦煌本吐蕃纪年之分析》说：cor大概就是突厥的州(cur)。托马斯认为vBug cot的地望在甘肃的西部(30)。
　　默啜或作“墨啜”，后突厥汗国之可汗，即阿波干可汗，名环，骨咄禄弟。公元691年，骨咄禄死，默啜继立为可汗。开元四年(716年)，默啜为拨野古部所杀。这里似指其死后吐蕃与后突厥建立的联盟(31)。关于默啜可汗前后后突厥与吐蕃的交往，汉文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早在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就有钦陵与默啜约同出兵，一攻洮州，一攻凉州，杀唐凉州都督许钦明之事(32)。以后数年间，又记“突厥、吐蕃联兵寇凉州”。(33)其后，《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曰“吐蕃以书约与连和钞边，默棘连不敢从，封上其书”。《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系此事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其言更详：“突厥毗伽可讦遣其大臣梅录啜入贡，吐蕃之寇瓜州也，遣毗伽书，欲与之俱入寇，毗伽并献其书”。默棘连即毗伽可汗，是为骨咄禄之子。由是可知，后突厥汗国建立后，实与吐蕃有过频繁的交往。
　　在吐蕃与后突厥的交往中，双方使臣往来，是较为明显的活动之一。前述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吐蕃、突厥共寇边时，陈子昂在其《上军国机要八条》中说：“臣闻吐蕃近日将围瓜州，数日即退；或云此贼通使墨啜，恐瓜、沙止遏，故以此兵送之”(34)。又《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五年闰九月条：“会吐蕃遣使间道诣突厥，王君□师精骑邀之于肃州”。这两条史料恰好与前述吐蕃、突厥约同出兵及突厥大臣梅录啜献吐蕃书在时间上吻合，至少可以说明双方交使的内容之一，是约同与唐朝军队作战。当然，突厥、吐蕃双方交使，也有庆贺、聘吊、礼尚往来的一面，如前引《大事记年》所记开元八年默辍可汗的使者到吐蕃致礼即是。又，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突厥毗伽可汗为纪念其亡弟阙特勤而建碑，其碑文中日：“今朕弟阙特勤死矣，……吐蕃可汗派来一论(boLon)(35)。
　　关于后突厥汗国与吐蕃交通的线路，史载不详，只能作一简述。
　　公元六八二年，后突厥汗国建立后，随即向西征伐，遂将自其牙帐(乌德建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以西直至西域的地方控制于手中，而南隔河西走廊与青海相望。因而，在公元八世纪八十年代吐蕃夺得河西走廊之前，两族的交通。可能多是穿越祁连山间道。寻唐军之空隙而进行的。前引吐蕃军队从瓜、沙间护送使者往突厥及王君酁从甘州往肃州掩击吐蕃使者(36)，都能说明当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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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事记年》第八十条
　　此条曰sprul gyi lo la／…blon chen po cung bzang gyis／dgun vdun skyi sho ma rar bsdu ste/mun mgi snon god brtsis / dmag dru gu yul du drang pha slar vkhord par lo gchig“及至蛇年玄宗开元十七年，己巳，公元729年)，大论穷桑于畿、萧玛苑集会议盟。征集、增加预备军旅之数字，引兵赴突厥(Dru gu)地，还。是为一年”。(敦煌本吐蕃纪年之分析>一文略同。此条所记大论穷桑引兵赴突厥事，相关的汉文史料不详，或与开元十六年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之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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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大事记年》第八十三、八十五、九十五条
　　第八十三条：sprevu lo la／dbyard btsan po ba chos gyi ding ding tang na bzhugs／shing|btsan yul du rgyavi pho nya／li kheng dang|ta chig dang dur gyis gyi po nyaphyag vtsald“及至猴年(玄宗开元二十年，壬申，公元732年)，夏，赞普驻于巴局之西丁塘，唐廷使者李京，大食与突骑施(Dur gyis)之使者均前来赞普王廷致礼”。第八十五条(狗年，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甲戍，公元734年)：je ba vdron ma lod dur gyiskha gan la bag mar btang“王姐卓玛类遣嫁突骑施(Dur gyis)可汗为妻”。第九十五条(猴年，玄宗天宝三载，甲申，公元744年)：rgyavi po nya／cang vgvan vge dang／dur gyis gyi po nya pyag vtshald“唐廷使者张员外、突骑施(Dur gyis)使者来致礼”。《敦煌本吐蕃纪年之分析》一文于以上各条所译略同。
　　突骑施，原属西突厥，唐武后时渐盛，圣历中徙牙帐于碎叶川(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楚河流域)以为“大牙”；以伊丽水(今伊犁河流域)的牙帐为“小牙”。其后屡遣使致唐，唐朝常册封其可汗。突骑施兴盛后，也即与吐蕃发生联系。《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五年(717年)七月条：“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胡三省注：“钵换即拨换城，大石城盖石国城也”。前者即今新疆阿克苏，后者即乌什(37)。又，《旧唐书》卷八《玄宗纪》开元十六年(728年)曰：“突骑施苏禄、吐蕃赞普围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走之”。另外，关于突骑施与吐蕃联姻一事，汉文史书亦有记载，《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曰：“苏禄……潜又遣使南通吐蕃，东附突厥，突厥及吐蕃亦嫁女与苏禄。”由此可见，突厥施与吐蕃一度联系紧密。这种情况从吐蕃方面来讲，仍是为了联络力量，与唐朝争夺西域。
　　以下谈谈《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所载吐蕃奉使表的问题。现摘录其表如下：
　　又以北突庭骨咄禄共吐蕃交通者，旧时使命实亦交通。中间舅甥和睦已来，准旧平章，其骨吐禄，阿舅亦莫与交通，外甥亦不与交。今闻阿舅使人频与骨禄交通，在此亦知为不和。中间有突厥使到外甥处，为国王，不可久留外国使人，遂却送归，即日两国和好，依旧断当。吐蕃不共突厥交通，如舅不和，自外诸使命，何入蕃任伊去来?阿舅所附信物，并悉领。外甥今奉金胡瓶一，玛瑙杯一，伏维受纳。
　　王忠先生著《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对此段文字颇多论述(38)。其引《新唐书》突厥、回鹘等传，证葛罗禄与突骑施即狭义之突厥，又以册命突骑施可汗皆有“骨咄禄毗伽”等字样，说此处之骨咄禄当指突骑施而言。现就有关史实补充说明之。表日：“今闻阿舅使人频与骨禄交通，在此亦知为不和”。按此表所记为开元六年(718年)，在此前三年，突骑施为后突厥所破，“苏禄纠集余众，为之酋长。……有众二十万，遂据有西方，寻遣使入见”(39)，旋即被唐朝册立为忠顺可汗(40)。从这以后，史称“自是每年遣使朝献”(41)。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吐蕃表中所言唐朝“频与骨禄交通”一事。相反，当时，唐朝与后突厥汗国的关系还较为紧张。开元四年(716年)，默啜为拨野古等所杀，骨咄禄子默棘连继为可汗，是年便有突厥降户叛，执唐单于副都护张知运，北奔默棘连的事件(42)。默刺连既得降户，又欲南入为寇，为谋主暾欲谷劝阻不行：唐朝于并州置天兵军，以防突厥，此并为开元五年事(43)。明年，“默棘连遣使请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许．俄下诏伐之”(44)。由此观之，与表中所言唐朝“频与骨禄交通”一事不符．况前引有开元五年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事，唐朝降书责疑，故吐蕃于表中为自己开脱，是前后亦有相关。如是，此“骨吐禄”、“骨禄”应是指突骑施可汗“苏禄”等。

石坚

七、《大事记年》第八十七条
　　此条曰：byi bavi lo la/…cog ro mang po rje khyi chung gyis/dru gu yul du drang“及至鼠年(玄宗开元二十四年，丙子，公元736年)，……属庐·莽布支绮穷领兵赴突厥(dru gu)”。《敦煌本吐蕃纪年之分析》所译略同。
　　其年，《新唐书》卷五《玄宗纪》日：“正月丙午，北庭都护盖嘉运及突骑施战，败之。……八月甲寅，突骑施请和”。《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四年所记略同。据今人研究，唐朝与突骑施此冲突，发生于开元二十二年夏至二十四年之间(45)。其战因之一，便是突骑施使者阙伊难如携银瓶、香子、赤縻等厚礼，越唐界、逾葱岭，往结吐蕃，为唐军所获(46)。此次战争历时两年，进行得十分激烈，唐朝方面曾联络后突厥、大食及中亚诸国共讨突骑施，是吐蕃定有相闻。据同一时期内由张九龄起拟的《敕陇右节度阴承本书》讲，“彼(吐蕃)心有异，操持两端，阴结突骑施，密相往来，事既丑露，却以怨尤。乃云姚巂用兵，取其城堡。略观此意，必欲为恶”(47)。据此可知吐蕃与突骑施密相联系，并欲作声授。因而，我们推测属庐·莽布支绮穷在开元二十四年领兵赴突厥，与突骑施对唐朝作战有关。

石坚

结语
　　以上，我们以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为线索，联系藏、汉文史料，对唐代吐蕃与突厥的关系作了若干考实。通过对两族近一百年(662—744)的交往关系的　研究，我们有了以下的初步认识：
　　(一)有关唐代吐蕃与突厥的关系，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所记的事件　在汉文史书中也能找到相应的史料。双方所记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等，接近一　致，可互补不足，这为研究唐代吐蕃与突厥及其它民族的关系史，提供了新了史料　和领域。
　　(二)张琨在《敦煌本吐蕃记年之分析》中指出：从650—763年，Dru gu指突厥。　在进行了上述考察后，证明这个说法基本不误。但就上述讨论的范围及史料来看。　我们觉得还可对Dru gu一词作进一步的限制，即：在650—763年这一时期中，既然已有vBug cor指后突厥汗国；有Dur gyis指西突厥“别种”突骑施，则Dru gu一词似可看作是西突厥的专称。当然，这个看法是在上述初步考察的基础上提出来　的，尚需进一步论证。
　　(三)在上述范围内，Dru gu一词既然可视作西突厥，则上引各条云吐蕃某某赴突厥某境，应视为赴西突厥之境。但犹如称七世纪末至其王廷的西突厥人为“东叶护可汗”一样，在此期中，吐蕃仍然称历史上西突厥汗国的地域为“突厥之境”；具体联系上述讨论的范围来讲，即是把唐西域之大部称作“突厥之境”，如“突厥境”之“古城”一例(48)。
　　(四)由上述可知：在公元七世纪中叶到八世纪中叶的一百年中，唐代吐蕃为其向西北发展的战略需要，曾先后与西突厥十姓部落、后突厥汗国、突骑施等有过较为密切的联系；其交往的形式有互派使节、联合行动、缔结婚姻等。不论这种交往给当时局势带来的影响如何，我们认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唐代吐蕃与突厥诸部的关系无疑是我国民族关系向前发展的组成部分，我们应给予历史地评述，还其在我国民族关系中应有的地位。
　　来源：《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2期